虽然离开
工作岗位已有１２年了，６７岁的郑华斌在谈起他从事车工的经历时脸上依然写满兴奋、骄傲和自豪。“那时侯都是卖力工作的年代，国有企业特别吃香，搞技术的更不例外，像我这样的车床工人不仅待遇好，连找对象都容易。” 郑华斌说，“如果再干得好，人家就评你劳动模范。我就是劳动模范，每年戴个大红花，骄傲！”
１９５９年，２２岁的郑华斌从部队复员来到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作，被分配到车工车间。他从学徒工做起，三年出徒后，被定级为二级工，每月领取３８.９元的工资。对此，郑华斌表示很满意。“那时侯，大家工资都差不多那个水平。”
郑华斌所在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在建国初期颇有名气，
中国第一台机床和精密机床就出在这个厂子。“那时，‘一机’人都很牛气，厂里的小伙，特别是搞技术的，找对象可热着呢。”郑华斌兴奋地说，“我老伴那时和我一个厂，人家不就是相中我当时有技术，还挺能干的嘛！”
郑华斌回忆说，那时，厂里时不时地搞技术大比武、技术比赛等活动，人人都得参加。“大家都努力学习，谁也不愿排到后边去了，觉得寒碜。”郑华斌就因为技术好，工作做得好，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平日里同事、邻里都戏称他为“郑模范”。
“其实最关键的是全社会都重视技术，所以技术工人的地位才高，”他说。
郑华斌在“一机”一干就是几十年。１９９２年，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每月享受近７００元钱的退休金。因为技术好，他还被厂里返聘回去三年，在技术上、理论上给年轻人以指导。
“工人得有技术，技术不行，产品质量上不去那能不损失吗？”郑华斌一直这样勉励自己和教育年轻的一代。由于长时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一些国有大型企业的开始面临生产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工资制度的平均性特征使得工人的积极性大受影响。改革开放后，有钱的人慢慢多了，搞技术的也想多挣几个钱，很多人就出去干私活，而年轻人也不愿到“一机”这样的单位工作。
郑华斌硬是把同在“一机”做技工的儿子郑天舜“留”了下来。他对儿子说，“啥时候也不能没有技术啊。”摸爬滚打了几年，郑天舜的工作依旧，收入也没什么变化。原有的工资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显得非常拮据了。这时，沈阳第一机床厂却开始了不小的变革。数字化机床成了厂子的主攻方向，数字化机床生产技术的引进与本土化生产销售使得这个老厂又焕发了青春。厂里工人的工资也在增加。
“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机床的技术工人越来越缺。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找了几个师傅为我指导，自己也到学校学了一段时间，再看点书，慢慢的自己也就掌握了这门技术。”郑天舜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可是厂里人很羡慕的――龙门刨工人，这种技术工人因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水平而稀少了。
“去年到现在我的工资将近６万元，很多厂里人都羡慕我，我也觉得挺骄傲的。”郑天舜高兴地说。“不管怎样，有了手艺就是不一样。现在工资分配有差别了嘛，你干得好、技术好，钱就可以拿得多啊！”６万元的年薪可是“工人”薪金的极限了。郑天舜还畅想：“如果这样挣下去的话，我想买个大房子或者买车都不是那么遥远了。”（姚剑锋）
